钱柜qg777手机官网宁夏固原市南塬唐墓发掘简报,

  1987年7月至11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对固原县南郊乡隋代史射勿墓进行了发掘和壁画揭取工作,现将发掘情况及收获简报于后。

宁夏固原市南塬唐墓发掘简报

  2017年8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运城市文物工作站、万荣县文物旅游局配合,对位于山西省万荣县西思雅村北的北魏大型砖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墓志证实,墓主人系北魏末年汾州刺史薛怀吉,葬于孝昌二年(526年)。薛怀吉墓的发掘是北朝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一、墓葬形制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

  该墓系当地村民在浇地灌溉时,发现田地大面积塌陷,砖砌墓室券顶暴露而发现。市县文物部门接报后,先后到现场勘察。为防止墓葬遭受进一步破坏,完整保全墓葬信息,根据山西省文物局意见,省、市、县联合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确认墓葬历史上曾多次被盗,且近期塌陷,墓葬遭受严重扰乱与破坏,已不复完整。墓道、天井保存稍好,墓门及甬道被毁,墓室南壁的拱形入口被破坏,墓室内扰乱严重,随葬品大多残缺不全,淤土深约3米。

  墓葬位于固原县南郊乡小马庄村西北,东北距固原县城约5公里(图一)。

  为配合银(川)——武(汉)高速公路同(心)——沿(川子)固原段施工建设,2003年11~12月及2004年3~4月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的配合下,对固原市南源开发区一带的路基沿线进行了钻探,面积3万多平方米(图一)。在市农校西约400米处的路基地段,先后共发掘墓葬43座。其中东汉砖室墓2座,北朝及隋墓7座,中小型唐墓34座(其中唐砖室墓2座)。该墓地西南的小马庄、王涝坝一带即为隋唐史氏及梁氏墓地。

  该墓葬全长50米,由墓道、过洞、天井、墓门、甬道、石门、墓室及耳室等组成。墓道方向210°,墓道与墓室不在同一轴线,墓室方向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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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墓道位于墓室南部,长方形斜坡式,长26米。发现一个天井,长方形土圹,长4.2米,宽4.4~5.2米,开口较大,向下逐渐内收,与墓道之间以生土过洞相连。早期盗洞位于天井内北部,呈椭圆形,长3.5米、宽2.2米,破坏了墓门及甬道南端。墓门位于天井北壁下,原应砌筑了门额建筑,现仅存直墙,残高2.2米,封门砖残高0.9米。

  墓葬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几部分组成,全长29米(图二)。

  墓葬群所处湿陷性黄土地带,地势为东北高、西南低的丘状坡地,地层堆积分三层:①层:深灰色黄土耕土层。厚约0.20-0.35米。②层:棕褐色黄土层。厚0.35-0.85米,土质较松软.内含少量植物根系,包含遗物较少,仅有个别墓葬的地层有少量的宋代瓷片。③原始黄土生土层:土色呈浅黄色,土质较软。墓道开口即在该层而上。现将此次发掘墓葬形制保存较好,且出土遗物相对较多的唐墓M1、M9、M15、M29、M36简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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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03GNM1

墓道全景

  封土为馒头形,已被当地农民取土挖毁,现存封土高4.7米,南北直径16米,夯筑。夯层厚10—20厘米,L层钓较为松软,下层的十分坚硬。

  (一)墓葬形制

  甬道长2米、宽1.6米,两侧砌砖,条砖菱形铺地。甬道内已被淤土、塌陷土等填满,夹杂有大量碎砖块和各类遗物等。甬道北端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耳室,对称砌筑,长1.5米,进深0.48米,砌砖残高约0.7米。西侧耳室地面较完整,略高于墓底,当中有一长方形砖砌坑。耳室内均散落有大量陶俑残件、碎砖块、石块等。石门位于甬道北端,与墓室内以砖券过洞相连,过洞长1.5米、宽1.6米。现仅存地面埋设的石门槛及两侧砌砖,券顶不存,石门板被砸碎残缺不全。石门槛两端正好嵌入墓壁凹槽内,通长1.87米。

  墓道全长约22米,前半部分压在公路下,未做清理。墓道上口宽0.65米,下至4来处扩宽为1.4米。方向160°。第一过洞长1.35、宽1.4米,券顶。第一天井长3.3米,上窄下宽,上口宽0.65、下宽1.55米。在天井东西壁有两排半圆形脚窝,脚窝间距约0.5米。第二过洞长1.4、宽1.5米,券顶高约1.75米。第二天井长3.3、上口宽0.7、下宽1.5米,在靠近北端处也有两排脚窝。距北端0.2米处有一直径约1.3米的盗洞。第二天井的东西两壁各有一个小龛,宽1、高0.8、深1.55米,未发现遗物。甬道长1.2、宽1.1、高1.8米,券顶,用土坯封门。封门被盗墓者打开,残高约0.5米。墓室略呈方形,前窄后宽,长3.25、前宽3.35、后宽3.6米。墓室顶部及四壁已倒塌,从仅存的西南角看,墓壁似在高2米处起券。墓室靠后壁有一近似梯形的生土棺床,棺床上窄下宽,前长2.75、后长3.05、宽1.4、高0.5米,棺床壁涂白色,上画红色波状线。棺床上有朽木痕迹,并有零星人骨。随葬品由于被盗已所剩无几。墓志放置在正对墓门处,墓志盖被搁置在一边。其他遗物计有青瓷四系罐、白瓷钵、金戒指、金带扣、波斯银币、铜镜、水晶珠饰等20余件,散见于墓室各处。

  M1为穹窿顶单室土洞墓,平面形状呈“刀把”形,坐北朝南,由斜坡式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五部分组成。以墓道中线为基轴,墓向165°,墓全长12.20米(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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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甬道及墓室全景

  墓道开口于②层下,平面形状长方形,由斜坡和台阶及甬道前的一段长1.10米的平地组成,台阶共五级,斜坡从入口处开始至过洞结束,斜坡长6.20米,坡度14°。

  墓室土圹平面呈不规则方形,直壁,东壁长7.4米、西壁长7.2米、北壁宽7.5米,南壁呈弧形,宽6.8米,弧形的顶点即石门上方。发掘前,土圹南部填土已塌陷,砖顶南壁已暴露,塌陷处可能也是盗洞。土圹壁面经人工精心修整,保存有非常清晰的工具使用痕迹。砖室平面呈方形,边长5.2米、通高5.8米。墓底条砖菱形满铺,墙壁用两层砖砌筑,壁面规整,室内直墙高2.52米(东壁)。四角砖砌基座、立柱,东北角基座高0.23米、立柱高2.29米。墓顶为圆角方形穹窿顶。南壁入口上方因破坏形成缺口,缺口顶距墓底约5.2米。砖室东壁开砖券耳室,出墓壁进深1.86米、宽1.4米、内高1.5米。室内留置生土台作底,台面距墓底0.37米。券顶结构与砖室类似。

  墓道开口长8.75米,南端入口处宽0.78、北端开口宽0.66,底宽0.78-0.66米。

  墓室内各类遗物、葬具、人骨等四处散布,均失去原位。北壁、西壁各有一个从内向外撬开的盗坑;地面铺砖多被扒起,正中有一盗挖坑。出土人骨尚需做进一步鉴定,确认数量及部位。结合墓室内残存有铁钉、木材痕迹等判断,墓主人可能使用了木棺;石椁由底板、两侧梆板、前后挡板及盖板组成,均被砸碎破坏,残缺不全,其中底板通长2.26、宽0.8~0.96米,盖板通长2.45米,梆板高度不低于0.4米。石椁原置于墓室北壁正中,南北向放置。

  过洞位于墓道与天井之间,为土洞拱形顶,东西宽0.58、南北长0.40、底距洞顶高1.80-2.28米。

  经初步统计,共出土陶质、瓷质、铁质、铜质、石质等各类遗物共计380件(套),其中陶质遗物主要是各式陶俑,完整者不足10件,余有马、羊、鸡等陶动物形象及陶碗、陶罐、陶盆等残片;瓷质遗物有瓷碗底、执壶残片等;铁质遗物主要是棺钉,铜质文物有铜簪、铜扣、残铜环、五铢钱等,均锈蚀严重;石质文物主要是墓志一合、石椁一副。另外还出土玛瑙、玻璃质地的珠子数颗等。

  天井位于过洞与甬道之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95、东西宽0.65、深3.1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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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甬道连接了天井和墓室,为土洞拱形顶,东西宽0.58、进深0.80、高1.55米。与墓室地面平。

陶鸡

  墓门用土坯封堵,系以土坯顺向平铺而成,所用绝大多数为残块,完整者少。土坯残长0.23-0.30米、宽0.14-0.23、厚0.07米。封门宽0.60、厚0.24-0.35米,封砌高度1.10米。封门土坯现存9层,未封砌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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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室平而略呈梯形,东、西两壁南北长2.66、南壁东西宽1.90米、北壁东西宽1.57米。四壁较直,残高1.50米。墓底为平底,距地表4.20米。墓门居于南壁偏东处,东西宽0.58、高1.54米。墓顶已坍塌,高度不明。

陶马

  因该墓盗扰严重,棺木痕迹难以辨明。墓内人骨已不在原位,根据其它多座墓葬的埋葬方式,人骨应呈头南足北状,死者为男性年龄35-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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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土遗物

陶俑

  墓内出土遗物大多分布在墓室东半部,有陶俑7件。其中武士俑2件、镇墓兽2件、跪拜俑1件、鸵俑、马俑各1件,陶罐1件、铜钱3枚以及漆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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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俑

  (1)陶罐1件(M1:4)。位于墓门处,泥质灰陶,侈口,方唇,平沿微凹,短颈,溜肩,鼓腹,小平底。口径14.6、底径10.1、通高36.8厘米(图四,1)。

  薛怀吉墓志是此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墓志志底出于甬道南端,边长85厘米、厚15厘米。志文阴刻在青石方格内,每字一格,共26行,满行26字,正书,共计660余字。志文主要记述了墓主人生平事迹和为官经历,薛怀吉曾先后受封北魏镇远将军、恒农太守、益州刺史、梁州刺史、汾州刺史等,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殁于汾州刺史任上,死后诏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孝昌二年归葬故里。

  (2)陶盏1件(M1:1)。出土在墓室西南角,泥质灰陶,尖唇,饼足,斜腹小平底,口径11.5、底径4、高3.7厘米(图一〇, 1)。

  薛怀吉墓形制规模较大,出土文物内涵丰富,为北魏历史文化及考古研究都提供了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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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墓具有明确纪年,为北朝隋唐时期墓葬断代提供了又一准确的年代标尺。同时,该墓也是山西南部地区(太原以南)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北魏墓葬,时代早、规模大,为北魏隋唐墓葬制度、随葬品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3)武士俑2件(M1:3, M1:7)。基本相同,其中一件完整,另一件残缺右腿。

  墓主人薛怀吉正史立传,附于《魏书·薛安都传》。北魏河东王薛安都与薛怀吉父亲薛真度系从祖兄弟关系,三人均系薛氏家族在北魏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南北朝正史多存传记。唐初名将薛仁贵(614年-683年)系薛安都六世孙;1995年万荣皇甫村唐墓主人薛儆,其先祖与薛安都同出一脉。薛怀吉墓的发掘及墓志的发现,再次印证了正史记载,补充了相关历史信息,对南北朝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标本M1:7,武士矗立在平踏板上,通高67厘米。武士俑头戴兜鍪,身着明光铠,兜鍪顶部有独角,独角的顶端塑一右手臂直立高举,手心向前。圆脸无须,怒目圆睁,长眉紧蹙。颈部围着项护,两肩至两臂有披膊,两臂弯曲,左右手握拳并向前伸出,两拳中心有孔,原来似乎是握着某种武器,现在已失。武士俑的胸甲从中间分为左右两部分。两侧皆圆形胸甲,胸甲用上部的带扣来固定,胸甲的中央与颈部的项护纵延下来的甲带相连,甲带又与胸甲下部的横带在一圆环上相交叉,甲带直延展到腰带的部位,甲下饰流苏。背面缠有横带和腰带,腰带以下为战袍,共有三层,中层比外侧长,最内层的一直延至膝盖部位。足登靴,两腿直立,脚踩踏板。

  墓主人殁于北魏末年,葬地处于后来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势力交错地带。该墓葬随葬的大量陶俑,种类有仪式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造型各异、神态生动、线条流畅,兼有北朝时期的两种陶俑式样,分别代表了北魏的两个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与洛阳的不同风格。出土的墓志边缘、石棺梆板、挡板等部位线刻畏兽、花卉图案等。这些发现,对推进北朝时期艺术及信仰体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薛怀吉墓志石刻保存完好,笔法刚劲有力,书写工整传神,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北魏优秀书法作品。

  武士俑面部及上身通体施褚石色,面部用墨描成麻点纹。粉面红唇,腰带以下绘方格状甲片纹(图五,2;封底)。

  万荣薛氏作为中国中古时期河东四大家族之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与上层社会,宋元明清以来仍有重要影响,延至今天,薛氏仍是万荣地区的重要姓氏,子孙繁衍,名人辈出。目前发现的北魏薛氏墓志已有四块,其中包括薛怀吉父亲薛真度的夫人孙氏墓志、薛怀吉弟弟薛怀俊墓志等,此次发现的薛怀吉墓志系第五块。在万荣地区,应当还有不少薛氏族人的墓葬遗存。此次发掘,也为发展薛氏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作者:马昇 武俊华 钟龙刚 王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万荣县文物旅游局)

  标本M1:3与M1:7造型基本相同,残缺右腿,身高为59厘米。所不同的地方是头顶塑左手臂,直立高举,手心向后,手臂稍偏向左侧(图五,1;图三,1)。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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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荼荼

  (4)镇墓兽2件,有人面镇墓兽和兽面镇墓兽两种。

  人面镇墓兽(M1:8)后无尾,其头戴兜鍪,耳部外翻,作踞蹲状,前足直立,足为三趾,头生五角。头顶贴塑左臂及手的造型,握拳上举,手心向后,其两侧各有两个向上弯曲的角。圆脸,双目圆睁。通高40厘米(图七,1;图六,下)。人面镇墓兽的兜鍪及后背施赭石色,然后用墨点画麻点纹。脸部及前胸涂白色,再在脸部用墨点成麻点纹,口部涂红,唇下用墨画一撇小胡须,眉弓和眼球涂黑色。前肢上部两侧用墨画出向后斜向的数道鬃毛,正面用墨色画成长椭圆形的甲片状,足爪尖端涂黑色圆点纹。

  兽面镇墓兽(M1:6)除去兽面这一点外,基本与前述人面镇墓兽相同。为蹲坐状,两肩有贴塑的鬃毛,头生五角,头顶部贴塑左手臂的造型,握拳上举,手心向后。其两侧有两个向上弯曲的尖状角,面部朝向正前方,大嘴微闭,门牙和獠牙突出口外。两目圆睁,眼球圆鼓外凸,眉弓用泥条贴塑的较为高突,鼻面较大与吻部平齐似猪嘴猴脸。眼睛凝视前方,下巴有三道泥塑的长胡须。体部通高39.5厘米(图七、2;图六,上)。兽面镇墓兽的后背及头部用墨点画有稀疏的圆点纹,眉毛用墨点画三个圆点,鼻梁上画一横线,眼球为黑色,脸部两侧用墨画出数道向后斜向的鬃毛。前肢上部两侧用墨勾画向后斜向的数道鬃毛,其正面用墨勾画长条纹,三趾爪的足尖用墨涂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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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跪拜俑(M1:11)1件。跪拜俑出土位置在墓室东部,位于兽面镇墓兽之后。其头戴黑色幞头,身穿长袖袍,腰束带。双臂双膝着地,脸面朝向左侧,右耳对地作伏听状。长29、高13厘米(图八;图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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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驼俑(M1:17)1件。残存头颈部,其余均为碎片,有平踏板,不可复原。残高22厘米(图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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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马俑(M1:18)1件。残存头及臀部,有平踏板,不可复原。头残长15.5厘米(图四,3)。

  (8)铜钱3枚。均为“开元通宝”(M1:14①—②),钱径2.45厘米(图一一,1)。

  另有残漆盘2件及铁皮残块。

  二、2003GNM9

  (一)墓葬形制

  M9为穹窿顶单室土洞墓。平面形状呈“刀把”形,坐北朝南。由斜坡式墓道、2个过洞、2个天井、甬道和墓室五部分组成。墓向168°,墓全长11.90米(图一二)。

  墓道开口于②层下,距地表0.75-0.93米,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口小底大,南北水平长8.3米。墓道上口南端宽0.60、北端宽0.45、墓道底宽0.65米。斜坡墓道坡度为13-28°。

  两个过洞。第一过洞,位于墓道与第一天井之间,为土洞拱形顶。南北长0.9、顶高1.3、上窄下宽0.7-0.75米。第二过洞,位于第一天井与第二天井之间,南北长0.94、宽0.50-0.70米。

  两个天井。第一天井,位于第一过洞和第二过洞之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3、上口东西宽0.50-0.53、底宽0.75米。第二天井,位于第二过洞和甬道之间,南北长1.63、上口宽0.47、底宽0.71-0.65米。底呈斜坡状。

  甬道位于第二天井与墓室之间,为土洞拱形顶,南北长0.75、宽0.65、高1.45米。

  封门土坯墙位于第二天井与甬道之间,封门宽0.65、高0.91、厚0.57米。封门土坯墙分为内外两排,外侧土坯共有7层,土坯大多已残,完整者为0.35×0.20×0.08-0.10米(参见图一二)。

  墓室平面略呈梯形。东壁和西壁分别长2.80、南壁宽1.83、北壁宽1.50,墓室四壁残高1.30米左右。墓室东壁与雨道、墓道东壁平齐在一条直线上。墓底距地表4.10米,墓顶已塌落。在靠近北壁上部发现一圆形盗洞。

  在墓室西侧放置木棺一具,木棺南北向,已朽成灰状。骨架扰乱严重,尚能看出棺内两具人骨为头南足北仰身直肢的夫妇合葬墓。木棺底板长2.26、棺头宽0.94、棺尾宽0.75、板厚0.02-0.03、残存高度0.11米。由于木棺紧靠墓室西壁放置,据木棺痕迹测棺头高0.99、棺尾高0.92、棺长2.3米,棺内西侧人骨为女性,年龄30-35岁,东侧男性死者年龄在50-60岁②。

  (二)出土遗物

  由于该墓早年被盗,墓内出土遗物仅有铜镜一面,铜合页三件,以及“开元通宝”等。

  (1)铜镜1面(M9:1)。出土在墓室南部的棺头东侧。为仿汉规矩纹铜镜,八瓣葵花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双线方栏,栏内钮侧有两小乳钉,栏外为八乳规矩纹间列鸟纹。外围两组双弦间以横齿纹,宽缘上饰一周锯齿纹和一周双线波折纹,间以一道弦纹相隔。铜镜合金成分含锡比例较大,呈银白色,径10.9、缘厚0.4、缘宽1.8厘米(图一三,封三,下)。

  (2)铜合页3件(M9:2-4),出土在墓室东侧,合页两端正面呈椭圆如意形,中间转轴为铁质,可以转动,背面铜片为半椭圆形,用三个铜铆钉铆制而成。长4.8、宽2.5、厚0.9厘米(图一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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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铜钱1枚(M9:5),为“开元通宝”,出土在棺内死者盆骨位。径2.5厘米(图一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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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03GNM15

  (一)墓葬形制

  M15平面形状呈“刀把”形,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向165°,墓全长6.70米(图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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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道开口在②层下,距地表1-1.1米。南宽北窄,南北水平长4.40米。南端入口处宽0.94,北端宽0.80、深1.65米。墓道前半部为斜坡,坡度25°,后部是沿斜坡陡直下挖深0.60米后一段1.80米长的平地连接甬道。

  甬道为土洞拱形顶,东西宽0.80、进深0.40、高0.76米。

  封门土坯墙东西宽0.80、残高0.20、厚0.54米。从残存土坯来看,封门是用长0.35、宽0.15、厚0.06米的土坯砌置而成。

  墓室平面形状近南北长方形,东壁南北长1.80、西壁南北长2.0、南壁东西宽1.37、北壁东西宽1.30米。墓门开在墓室南壁东侧,东西宽0.80米。墓室东壁基本与墓道东壁平直在一条直线上。在墓室西侧有与墓室南北同长的生土棺床,棺床南端宽0.65、北端宽0.69、棺床高于墓室地面0.50米。墓底为平底,低于甬道底部0.40米。在棺床与墓室东壁之间保留有夹道,夹道是用于摆放随葬品的,夹道(墓室地面)东西宽0.65-0.50米。墓室四壁较直,残存高度为0.98、底距地表3.15米。墓顶已坍塌,结构及高度不明,从墓室平面形状看,可能为洞室结构的拱形顶。

  棺床位于墓室西壁下,在棺床之上清理出骨架1具。因该墓盗扰严重,人骨散乱,但尚能看出为头南足北的仰身直肢葬,死者为女性,年龄在15-18之间。

  (二)出土遗物

  由于该墓早年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仅出土有2枚铜钱(开元通宝)和1枚波斯银币以及陶罐残片等。

  (1)铜钱(M15:2①-②)2枚。出土在人骨腰部,均为“开元通宝”。M15:2①,钱径2.35厘米。M15:2②,钱径2.35厘米(图一一,3, 4)。

  (2)波斯萨珊卑路斯银币(M15:1)1枚。出土在人骨胸部。银币面呈黑灰色,外轮

  廓不甚规则,银币正反两面主体图案的外周环绕以联珠纹,圈框已磨蚀近似弦纹。银币正面是王者头冠像,不甚清晰,面向右,鼻挺眼圆,头像后面由小圆点组成如梅花的飘带似由肩部出来,王冠中间为雉堞形饰物。冠顶为一新月抱托一圆球,圆球叠压于外周联珠纹圈框上,冠前有一新月,冠的底部有联珠球一列。由王像左边下角开始的钵罗婆字母的波斯铭文已模糊不清。背面图案的中央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祭坛底座为三级台座,中心柱较细,有条带在柱的西侧,柱顶部三层逐层外展扩大构成坛面;坛上火焰以椭圆形小点四层共十粒堆积呈三角状,火焰纹右侧一月纹,左侧一五角星纹,互相对称,祭坛两侧各有祭司一人,相对侍立,双腿似以连珠缀成。祭司头部与双臂不甚明晰。竖立的椭圆形冠帽饰顶出联珠纹圈框之外。右侧祭司身后的铸币地点的古波斯钵罗婆纹和左侧祭司身后的纪年铭文虽有字母,但已模糊不清,已不能辨认,边缘最大空白处穿透有径1毫米的一个孔眼。银币直径25.5-28、厚0.4毫米,重3.07克(封三,上)。

  四、2003GNM29

  (一)墓葬形制

  M29平面形状呈“刀把”形,坐北朝南,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向160°,墓总长7.8米(图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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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开口于②层下,距地表1-1.2米。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墓道上口水平长5.2、宽0.60-0.67、深2.9米,底呈斜坡状,坡度27°,墓道底距地表深4.07米。

  墓室位于墓道北侧,平面略呈梯形。东壁长2.22、西壁长1.94、南壁宽1.3、北壁宽1米。四壁较直,残高0.7-1.45米。墓门开在墓室南壁偏东处,宽0.60米。墓室东壁与墓道东壁连成一线,墓底距地表4.1米。

  墓室西半部有两具人骨架,均被盗扰,两具人头骨已被移置到墓室的东北角,根据遗存迹象来看,尚能辨明是头南足北仰身直肢的双人合葬墓。在墓室内发现有少量的棺钉出土,墓内原有木棺现已朽,朽木痕迹散乱。墓室东北角的北侧头骨为男性,年龄在30-40岁,女性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④。此墓的合葬者经人骨鉴定均为白种人。

  (二)出土遗物

  铜钱3枚。均“开元通宝”,M29:1①-②,钱径2.5厘米;M29:2,钱径2.4厘米(图一一,5-7)。

  五、2004GNM36

  (一)墓葬形制及结构

  M36为穹窿顶单室土洞墓,平面形状呈“刀把”形,坐北朝南,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五部分组成。墓向165°,墓总长17米(图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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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道开口在②层下,距地表深1.20米。南北、水平长13.20、宽0.60米。底呈斜坡状,坡度13度。

  在距墓道南端3米处的墓道西壁,有向内掏挖的壁龛。其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1、进深1.04、高0.80米。龛内殉葬羊一只,羊骨完整,摆放自然,头向东,左侧横卧在壁龛中。应为埋葬死者后,杀生殉葬作为祭奠。

  过洞有2个,第一过洞,位于墓道与第一天井之间,平面长0.84米,为土洞拱形顶,顶高1.80-2.0、宽0.58米。第二过洞,位于第一天井与第二天井之间,过洞东西两壁较墓道稍窄,宽0.58、顶高2.25一2.42米。底距地表深5.05-5.34米。

  2个天井,平面呈长方形。第一天井南北长2米、东西宽0.60米。第二天井南北长2.0、东西宽0.60米。在第二天井北端即甬道处发现有一盗洞。

  封门土坯墙位于甬道口,宽0.60、厚0.56,高1.4米。

  甬道宽0.60、进深0.90、高1.40米,为土洞拱形顶。

  墓室位于甬道后,平面略呈梯形,东壁长2.90、西壁长2.80、南壁宽2.30、北壁宽1.90米。墓门居于墓室南壁东侧,东西宽0.60、高0.70米。墓室四壁平直,保存较好,现存高度为1.90米。墓室东壁与墓道东壁基本平直在一条直线上。墓顶已塌落,顶高不明。

  墓室西壁下有南北向的长方形生土棺床,棺床北、西、南三面与墓室的北、西、南三壁相连。棺床依墓室形状也略显梯形,南宽1.44、北宽1.22、南北长2.80、高0.09米。棺床之上置木棺一具,棺木已朽,仅残存底部棺板痕迹:棺长2.04、棺头宽1.24、棺尾宽1.12米;棺头和棺尾为双层棺板,板厚0.03米;木棺左右两侧棺板为单层,板厚0.04米。木棺四周棺钉较多,均锈蚀残断;木棺底板有4条板组成,其板材宽为0.2-0.32、厚0.04米。因墓内早年被盗,棺内人骨已被扰动,不见随葬品,仅在棺头外侧的墓室南壁下发现一件陶罐。棺内有两具人骨架,头南足北,为仰身直肢夫妇合葬。部分骨骼已散置在棺外的扰土中。棺内东侧死者为女性,年龄在40岁左右;西侧男性年龄在35-40岁之间⑤。在清理墓内东侧人骨时发现在其下肢骨部位有黑色布纹残块。

  (二)出土遗物

  该墓早年盗掘严重,在墓室上部扰土中发现有牛的肩胛骨,兔的头骨和鸟类骨骼。墓内出土遗物均分布在墓室东侧,出土遗物有天王俑、棺钉、陶罐等。

  (1)陶罐2件,一件完整,另一件为残片。M36:1,泥质灰陶,侈口,方唇,平沿,矮径,溜肩,圆腹,小平底,口径11、底径8.8、最大腹径20.6、通高31厘米(图三,2)。M36:3,陶罐口沿残片。

  (2)天王俑1件(M36:2)。天王俑身着明光铠,头戴盔,头盔顶部有扁圆球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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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以上的半身扭转偏向左侧,嘴大张,怒目圆睁,鼻下两侧捏制八字胡须。唇下有一撮小胡须。有项护、披膊,两臂向前伸出。右手握拳,中心有孔,原来似乎是握着武器,现在已失,左手叉腰。天王俑的胸甲从中间分为左右两部分,下部围有膝裙。膝裙共有三层,最外层膝裙在前面敞开并不衔接。护在腰的两侧有用墨勾画出来的鳞状甲片。中层膝裙比外侧的长,其周围有纵向的衣褶。最内层的膝裙直至膝盖前面,在膝盖以上的高度围合,左后侧最长。天王俑足蹬靴,左腿踩在卧羊的尻部,右腿稍向后侧直立踩在底座上。天王俑经修复后通高120厘米,除去底座,身高为107厘米。天王俑头盔前面边缘翻折部分为红色。头盔顶部凸起的圆球为翠绿色,头盔外表用墨勾画后似为虎皮色。披膊肩甲的中心部位用红色和黑色勾画草叶纹,胳膊肘到手腕的臂护涂红褐色,胸甲中间用黑色勾画草叶纹,固定胸甲的系带为红、绿相间的颜色。腰带为红、绿、黑相间的三种颜色,腰带的椭圆形扣结用红色勾勒梅花,用黑色点缀花蕊。外层膝裙用红、翠绿、黑绘制莲花纹和草叶纹,中层膝裙施草绿色,内层膝裙为浅红色(图三,2;图一七)。

  六、结语

  固原南源这批隋唐墓葬,除有两座单室砖墓外,其余均为洞室墓。方向基本南北向,墓室居北,墓道在南。墓葬平面形制以直刀或折刀把形为多,铲形墓次之。斜坡墓道,个别有浅竖井斜坡或阶梯墓道;墓室南北宽窄不一、平面多呈梯形者多为拱形顶;墓室为方形或近方形者,墓顶为穹窿顶。小龛少见;葬具不显,一般能辨有木棺残迹;洞室墓门以土坯封门。

  依刊布的一些中原一带有关唐墓发掘材料,刀把形墓,铲形墓自初唐至晚唐都有,而斜坡墓道、无龛的中小型刀形、铲形单室土洞墓一般主要还是盛行于初唐、盛唐时期。M36棺床设置在墓室西侧,有略高于墓室地面的生土台,墓葬在墓室西侧设置棺床的习俗,是盛唐时期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⑥。这类墓葬的等级,其墓主身份主要为四品——九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吏和无品的庶人⑦。

  这批墓葬被盗扰者较多,遗物较少。只有M1、M36出土有陶俑。M1的武士俑、镇墓兽等个体较小,M36仅一件天王俑。俑类没有三彩俑,全部是红陶外加彩绘面饰、衣饰,且彩绘脱失严重。由墓葬规制特点和陶俑种类出现的时代特征,M1应属初唐时期墓葬。M36天王俑系修复而成,是历年来固原出土的俑类中属最高大的一件俑,据其适型特征,属盛唐时期之物。

  M9出土的一面八瓣葵花形规矩纹铜镜,银白光洁,合金成分含锡比例较大,颇具特色。按已有报道的资料,发现最早的一面葵花形镜是出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杏园卢氏唐墓M1137之中⑧。从镜的形状来看,葵花形镜出现于盛唐时期,主要流行于唐玄宗天宝年间(742)至唐德宗贞元末年(805)中唐时期⑨;以镜背纹饰而言,规矩纹镜盛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东汉晚期至魏晋这种纹饰逐渐消失,隋唐时期的四神镜背面装饰在内区布局有“规矩配置”即由大方格和V纹分成四区,这种镜背纹饰具有汉代铜镜的传统因素,其所处阶段被认为主要在隋至唐高宗时期⑩。M9的这面葵花形规矩纹镜应是盛唐时仿汉代铜镜装饰因素而制。

  M15出土的一枚萨珊卑路斯银币,是自固原北魏漆棺墓、隋代史射勿墓后的又一次萨珊银币的发现。是波斯萨珊朝多次通使中国的遗留物[11]。

  M29出土的两具骨架,经韩康信先生鉴定,他们头骨的颅面形态特征具有白种人的因素。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欧罗巴人种分布的最东界到达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12]。史籍中关于活动在今中亚、西亚一带“昭武九姓”粟特人面貌的记述有欧罗巴人种特征[13]。这些貌异华夏的胡人从西方大批来华约是北魏以降的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14]。由于粟特人是善商贾的民族,东迁贩易者最多,因而这些胡人聚落以粟特胡人数量最多,有的甚至都是粟特胡[15]。1982年至1987年,在固原南郊就发掘有中亚粟特侨民墓地[16]。据研究,唐代前期入华粟特人的主要婚姻结构是在粟特人内部通婚[17]。对隋唐时代的文献和碑志中著录过的九姓胡婚例,蔡鸿生先生按其类型分为王室婚姻和民间婚姻两种婚姻形态[18]钱柜qg777手机官网,,M29两具异性骨架可能反映了寓居固原的粟特人民间联姻的事实。M29墓葬的发现虽然与固原粟特聚落有关,但其墓葬的文化内涵是受到强烈的汉文化影响而土葬的。据袄教经典和近年来西安、太原地区有关粟特墓葬的考古发现[19],粟特的葬俗有着明显粟特地区流行的袄教色彩,与汉族的土葬显著有别。寓居固原的粟特人无论是仕宦还是庶民,墓葬中均发现棺木及人骨,M29且有着较完整的骨架,不存在粟特式的丧葬习俗,表明隋唐时代入华粟特人自身丧葬形式在中土逐渐汉化,甚至已溶于汉式葬仪中了。

  参加发掘人员:余军 陈晓桦 马东海 杜李平 王仁芳 王金铎 胡永祥 刘云仓 张建锋 吕建平 陈安位 王建斌

  绘图:屈学芳 陈晓桦

  摄影:董宏征

  执笔:陈晓桦 余军

  注释

  ①-⑤墓地人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先生鉴定。

  ⑥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杏园唐墓》第32页,71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⑦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⑨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3期。

  ⑩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7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余军、陈晓桦《宁夏固原唐墓出土一枚萨珊卑路斯银币》,《中国钱币》2005年1期。

  [12]Han Kang xi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of the Tarim Basin and Surrounding Areas.in V.H.Mair(ed),The Bronze Ageand Early L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Central Asia, Vol.2, 1998.558-570,

  [13]《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于闻国条内记:“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3209页;同传康国条内记:“人皆深目、高鼻、多髯”,323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14](魏)扬街之撰、周机漠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132页,中华书局,1963年。

  [15]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

  [16]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

  [17]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华夏考古》2003年4期。

  [18]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22页,中华书局,1998年。

  [1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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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出自《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3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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